艺术是人类的共同语言，也是呈现和传播人类文明的载体。丝路艺术融物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其“艺术链”构成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特殊话语体系。丝绸织物、音乐舞蹈、器物艺术为构建人类审美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筑、雕塑、壁画等艺术样态、风格和观念的“流动”，传播了轴心时代精神，体现出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丝路艺术既为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视角，也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搭建了桥梁，同时成为精神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丝绸之路“艺术链”的话语功能

　　丝绸之路艺术以人们能够直观领悟的共同语言表达和传递知识、思想、信仰与审美体验。它既是人文精神的表达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言说者。丝绸之路持续了两千多年，见证了亚欧非主要文明体的兴衰演变。这一漫长的时间和巨大的空间，不仅为各种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而且形成了贯通古今、融合各种艺术门类的“艺术链”，延伸和丰富了人类的艺术经验和人文思想。诸如动物形象艺术、植物形象艺术、宗教形象艺术、器物艺术、乐舞艺术、织物服饰艺术，以及自然物的艺术化与想象物的象征性，不仅各自形成艺术系列，而且形象之间也可能相互交织出现，形成各种各样的链接和变异发展。从其深层来看，则是各类艺术与人构成的价值关系的纵横延伸和艺术原型的置换变形，它们超越了时间、空间、民族、地域的界限，获得象征意义，构成具有“约定性”的话语体系，表达了人类情感的相通性和审美意识的共同性。大到丝绸织物和瓷器等“流动”艺术长达千年的交流、佛教艺术对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的诠释，小到一种服饰、舞姿、乐器、雕塑、图像、壁画、符号、印章、钱币图像、纹饰图案、器物造型、动物形象、印花工艺等，都可以找出与丝绸之路上各种文明形态、文化模式、哲学思想、宗教信仰之间的渊源和关系。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引发互补性需求，形成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驱动力。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主要是物质贸易，但“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和实用意义，还承载着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世界观”等诸多精神要素，特别是那些具有艺术性的“创造物”，蕴含丰富的审美意识和人文思想。丝绸和织物的质地、色泽和图样所具有的美感，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所负载的文化意义，建筑、雕塑、壁画对宗教信仰与思想的阐释和传播，天马、骆驼、狮子、羽人、翼兽、菩提、莲花、石榴等“天物”的艺术化和“造物”的象征性，都负载着某种文明精神、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它们在丝绸之路廊道上的不断置换变形都有人的情感和精神追求的驱动，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人文精神。

　　我们应该看到，艺术作为特殊的交流语言，在丝绸之路所传播的精神文化，其意义远远超过了物质交流对人类文明的塑造。近年来的考古证明，人类对交流互鉴的渴望既源于物质需求，更源于对真善美的共同追求。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因，远非物质交换所能概括，而是深植于人文精神与人性本质之中。人类在丝绸之路上形成并累积的这些复杂精神需要相应的表达方式和途径，而艺术则正是沟通彼此的共同语言，其多种形态及其各门类之间的融通构成的“艺术链”，以特殊的方式表达和构建了人类审美共同体意识。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审美意识的物化形志

　　丝绸之路艺术作为文明互鉴话语的体现是艺术物化形态和“物的艺术表达”，就是在“物”中赋予审美性和艺术性，“物”的交流中带有情感、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表达功能。其中，丝绸织物艺术、瓷器和金银器等器物艺术、音乐舞蹈艺术等为构建人类审美共同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丝绸织物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对象和特殊的交际“语言”，通过贸易流通，把穿衣装扮的日常生活行为升华为世人共同追求的审美实践，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审美水平，也体现出人类审美理想的共同性。其纹饰、图案和印染工艺则融入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元素，“和而不同”的文化通过丝绸织物艺术而相互认同和彼此欣赏。

　　在丝路艺术中，器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艺术领域，也是较早突破区域界限在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交流互鉴的另一特殊“话语”体系。器物千姿百态的造型和纹饰，蕴蓄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在东西方交流过程中体现了人类审美意识的相通性，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审美趣味。中国瓷器长期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持续外销，魅力长久不减。丝绸之路器物中既有实用品，又有艺术品，既有神圣的礼器、祭器，也有日常生活用品，都有独特的审美风格，以“有意味的形式”进行交流。

　　如果说器物艺术是静态的文明对话，那么音乐舞蹈则是动态的情感共鸣。随着丝绸之路的人员流动和艺术交流，古埃及乐舞、波斯乐舞、古印度乐舞、西域龟兹乐舞、西凉大曲等，与中国中原乐舞和民族乐舞以及草原乐舞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形成了新的乐舞形态，促进了中国乐舞的嬗变，甚至影响了宫廷音乐，产生了深远影响。乐器是丝路艺术交流中另一重要现象，各民族的乐器在在地化与本土化的传播过程中，增加了乐器的品类，充分体现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的道理。《乐书·乐图论·胡部》记载了胡人乐器、歌、舞与中原音乐歌舞的关系。其中，乐器有金属乐器、石属乐器、土属乐器、革属乐器、丝属乐器、竹属乐器、木属乐器等共百余种；舞蹈有胡旋舞、高丽舞、百济舞、高昌舞、龟兹舞、安国舞、康国舞、天竺舞、越舞、于阗舞、西凉舞等舞蹈形式；乐器有胡琴、胡瑟、胡箜篌、胡笳、胡笛、羯鼓、琵琶、毛员鼓、答腊鼓、鸡娄鼓等，反映了丝绸之路对乐舞融合的重大作用。丝绸之路上的音乐舞蹈交流，是时间艺术中的特殊话语表达，对人类审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和空间拓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同价值观的艺术表达

　　丝路艺术是文明互鉴和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也是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特殊话语表达。建筑、雕塑、壁画、石刻等形象体系和象征符号在丝绸之路的传播和本土化，不断延伸和丰富人类的艺术经验，显示历史的精神演化历程，标识着历史的精神刻度和思想意蕴，并且在艺术嬗变过程中体现出无限延伸的能力，形成历史性的意义链接。

　　从长历史时段来看，公元前2世纪左右，丝绸之路开通之际正值轴心时代结束而其精神开始深入实践之时。轴心时代开辟了人类精神发展的新纪元，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正是对轴心时代精神实践的历史接续，艺术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其中佛教艺术是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系统。在佛教艺术中，佛造像的出现是重要的艺术现象，“像”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佛像兼具希腊、印度、大夏、安息的艺术元素，融合了印度的佛教雕塑艺术、希腊艺术技巧和人体美观念，希腊化的“佛立像”成为犍陀罗艺术的标志物。从丝绸之路的视域看，犍陀罗联通了丝绸之路沿线的佛教造像系统。向西，佛像的形成融合了希腊雕塑的原型和造像技巧，而希腊的造像又联系着古埃及与西亚的雕塑艺术源头。特别是佛教的中国化，对中亚和东亚雕塑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艺术呈现并传播了宗教内容，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也成就了自身。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以其博大的容量和极强的消化功能，吸收印度和西域艺术风格，经过本土化的吸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艺术系列。雕塑、建筑，特别是佛塔的艺术样式、风格、技艺在丝绸之路的“流动”和“创化”，融入中国哲学对空间的理解与思考。庙宇祠堂等蕴含神圣信仰的建筑和造像，将菩萨信仰、祖先崇拜和英雄崇拜、民间信仰融为一体，而飞天形象的中国化和审美化，则充分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和平性、包容性和连续性。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及遍布中国大地的石窟雕塑艺术，体现着中国艺术精神与域外艺术精神的交流融合，极大地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家的艺术审美。

　　丝绸之路不仅是物质交流和人员交往之路，也是人文交流和艺术交融之路，是思想、信仰、情感的传播和创新性发展之路。古丝绸之路艺术对当代文化交流有重要影响。音乐、舞蹈、绘画、戏剧、电影、电视、动漫、书法、丝绸服饰和织物等艺术，伴随当代文化旅游及政府和民间交流在丝绸之路上持续传播，使得民心相通，情感相融。丝绸之路艺术在不同地域民族间的传播，体现出彼此欣赏、和而不同、包容差异的文化精神，反映了人类对和平、幸福、安康的共同追求。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图志”首席专家、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