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史蒂夫·列维特（Steven D. Levitt）57岁宣布退出学术界时，他的决定在经济学圈内外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作为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和畅销书《魔鬼经济学》的合著者，列维特以颠覆传统的研究视角闻名，他用数据揭示各种社会现象的运行逻辑，让经济学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这位以“离经叛道”著称的学者最终选择离开正统学术赛道，转而投身商业与播客领域。他的转身像一面棱镜，折射出当代学者的集体困境：在评价指标、经费竞争和发表焦虑的夹击下，学术研究的公共价值如何实现？围绕相关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技术政策与公共管理荣休教授巴里·波兹曼（Barry Bozeman）。

　　鼓励学术研究回应社会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学术研究往往被视为“象牙塔”中的活动，与公众生活脱节。您认为学术研究如何能够更直接地回应社会议题？

　　波兹曼：“象牙塔”这一流行说法其实存在误导。若要用比喻，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复数形式的“众多象牙塔”。在美国，高校之间的差异显著，人们通常会将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私立精英院校（如普林斯顿大学）、小型文理学院（如鲍登学院）、社区学院（如梅萨社区学院）以及近几年兴起的营利性大学（如菲尼克斯大学）区分开来。但这种分类仍不够精确，仅以州立大学为例：全美50个州各自资助多所高校，但即便同属一个州，有些州立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有些则侧重教学，还有些几乎完全专注于教学。部分州立大学的录取竞争激烈，学生多来自中上阶层家庭；另一些则接纳大量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和“第一代大学生”（父母未接受高等教育者）；还有的被指定为“少数族裔服务院校”，非裔、拉丁裔或原住民学生占比较高。

　　由于基本职能不同，各院校对社会议题的回应程度存在巨大差异。有些将社会参与视为核心使命，有些则鲜少关注。遗憾的是，多数高校并未给教师的社会参与提供直接激励，仅有极少数高校在终身教职评审、晋升或薪资决策中重点考量这方面的贡献。

　　同时，对于如何定义“社会议题”也很关键。例如，有些教师为弱势群体或组织开设工作坊，协助解决问题——若某高校的师生深度参与流浪者收容所的工作，这显然属于社会参与。但那些专注于研究、通过科研成果（如疫苗研发或环保技术）间接造福社会的教授，以及那些虽不直接接触外部组织却长期教育寒门学子的教师，难道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对社会议题进行回应吗？

　　所以我持更开放的看法：几乎所有高校都在以不同方式促进社会发展，只是校方很少对这些贡献进行宣传。其中多数源于教师的自发行为，有的学者终其职业生涯都专注于社会贡献，有的则将其作为专业活动的副产品。所以，众多象牙塔实际产生了大量的社会价值，我们应当更细致地识别和评估这些贡献，并充分认可那些提升社会福祉的机构与个人。

　　重视研究成果的公共传播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者应如何平衡学术研究的专业性与公共传播的普及性？您认为学者是否有责任将复杂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如果是，您认为转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波兹曼：从历史上看，学者们在研究成果的公共传播方面既不够活跃，也谈不上成功。究其原因，许多学者对面向公众的传播根本就不感兴趣，他们更热衷于与同行交流，这有助于提升学术声誉。这种倾向本质上与学术评价体系有关，因为同行认可更能带来薪酬、终身教职和晋升等实质回报，而公共传播或许能带来个人成就感，却鲜少能让学者获得制度性激励。

　　然而，一个关键因素常被忽视：学者们在研究生阶段接受的学术训练，本质上是在培养与同行对话的能力。年轻学者早早就习得了晦涩的“行话”，这种专业话语体系往往令公众难以理解。更重要的是，极少有研究者接受过面向大众的有效传播训练，其传播能力不足实属必然。

　　还有个很少被讨论却至关重要的现象：几乎所有被非专业人士使用的研究成果，都经历过“知识策展”的过程，即由研究者之外的人士将专业发现转化为大众语言。过去数十年间，那些重要且具有社会价值的研究成果，通常由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记者进行传播。但随着传统大众媒体衰落和专业科学记者队伍萎缩，知识生产者和普通受众之间的鸿沟正在逐步扩大。

　　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多样化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许多复杂的公共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等，需要跨学科合作来解决。在跨学科合作中，如何确保不同学科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且研究成果能够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

　　波兹曼：关于跨学科合作的问题，我可以详尽复杂地分析，也可以简明扼要地回复。往复杂了说，我们需要探讨跨学科合作的动态机制，甚至要追溯到“学科”概念本身，既要分析学科变革的规律，也要考察学科形成与演变的动态过程。不过，我还是想避开这些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选择简要地回应：目前，几乎所有研究领域都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征，传统学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更重要的是，今天的许多跨学科领域，未来终将成为独立学科。

　　对于“不同学科声音”的说法，我不敢苟同其前提假设——似乎我们必须聆听所有学科的声音。当然，我们绝不应当阻碍学者的工作，但也不必假装相信他们的研究必然会造福社会，或者认定研究者都怀揣这种崇高的目标。事实上，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大量的研究都与公共利益无关。

　　在我看来，“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自有其意义，深奥的、非功利性的知识往往能彰显好奇心的价值。这种纯粹求知的氛围，即学术研究不必非要直接关联公共议题，反而可能会激励更多求知者，创造出具有社会价值的知识。令我忧虑的是，许多学生会对坦言“研究纯粹出于好奇心”的学者投以异样的目光。更遗憾的是，有些学生将仅凭好奇心而研究的学者视为社会寄生虫。这恰恰说明他们尚未理解好奇心、意外发现与知识演进之间的相互联系。若能明白这种关联，他们或许会对“纯粹求知者”多些敬意。作为教师，我从不担心“好奇者”的存在，但对校园里“麻木者”比例的增长深感忧虑。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观点绝非贬低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研究。我想表明的是，研究服务公共利益的路径多种多样，而有些路径往往出人意料。

　　反思当前主流评价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学术界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评估标准，以更好地反映研究的公共价值？如果是，您认为应该如何设计新的评估机制，以确保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能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波兹曼：我认为学术界应当反思当前主流的评价体系，也曾多次就此议题开展专项研究，科研评价正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领域。当前基于科学计量学的评估方法存在根本性缺陷，尽管计量技术突飞猛进，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工具来衡量常规科研产出，但制定能体现研究公共价值的标准却举步维艰。

　　当我们聚焦论文或出版物等传统科研产出时，开发和使用数据似乎更容易——即便深知这些数据的局限性。比如，我们清楚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便用影响因子、H指数、离散度等作为衡量指标。科学计量学者常自诩：“虽不能精准衡量社会影响，但对科研产出了如指掌。”这大错特错！与所有数据驱动型事业一样，我们构建的只是“局部指标”，虽然它们捕捉到了某些现象，却遗漏了更多。仅以引文指标为例就可见其局限：研究表明，多数被引论文其实并未被引用者真正阅读；研究也表明，精明者能“玩弄系统”而人为地抬高引用量；某些署名作者既未参与写作也未从事研究，纯属“荣誉挂名”；在许多领域，被引率最高的论文往往非原创研究而是文献综述，只是为了堆砌而牵强附会地引用。

　　若比较“引用数据突出的顶尖学者”与“同行评议选出的优秀研究者”两份名单，结果将大相径庭，但两种评价方式各有弊端。上述仅揭示了科学计量评估的部分问题，但同行评议同样饱受诟病，如资历偏见、性别歧视、敷衍了事、熟人偏袒、将人格评价与学术判断混为一谈、语言与国籍歧视等，此类问题不胜枚举。

　　为何对科研评估效度如此悲观？因为学术研究的社会影响评估现状更令人忧心。我曾研究过公共价值图谱、科研价值测绘、公共失灵测量及社会参与评估等领域，每个议题在技术层面都困难重重。任何受过研究评价训练的学者都明白其中的难度：社会影响的周期如何界定；当社会结果兼具多重诱因时，如何判定个体研究人员的独特贡献；如何区分不同社会影响的社会价值和受到不同影响的社会价值观。

　　作为一个量化研究者，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结论：定性分析依旧是当前评估社会影响或公共利益贡献的最佳方法。在我承担校务管理兼科研评估工作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期间，虽经常使用常规计量指标，但在评估年度教师影响时总结出了一个经验证最有效的“技巧”，即“请列出本年度最重要的学术与社会贡献，并附简要说明供评审委员会决定加薪幅度”。这个方法远比看论文数量和引用率更见效，且鲜少引发异议。